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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萃集

  赖丽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推行司法体制改革使审判质效得到了明显提高,形成了把握“顶层设计”与“创新创特”相统一等系列改革亮点。但改革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境,应在人员科学配置、责任追究机制、配套保障机制、解决人案矛盾的基础上寻求对策。

  曹也汝(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可以视作是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核心内容。需认真审视是否将去地方化作为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基本任务,立足于法院制度的整体重构,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体制。

  桂万先(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推进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涉及检察业务运行、机构设置层级等问题,应从解析改革政策内涵入手,结合目前改革试点的成效与局限,对跨行政区划检察院的设置体系、管辖范围、运行机制等核心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彭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我国检察官绩效考核的关注对象从检察机关转变为检察官,体现出检察官主体地位的提升。新时代,应立足实际状况,遵循司法规律和检察业务规律的基本原则,完善分案规则,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推动考核智能化,明确检察官绩效考核机制的工具属性。

  李宏(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法总则》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为民法典的立法宗旨,这表明民法典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工具和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深邃的文化内容。

  丁慧(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身份法在适用层面存在和立法效力的冲突,立法层面的价值对司法的传导不够,家事审判面临诸多挑战。应注重价值理性的引导,保持民法典其他部分和婚姻家庭法的适度分离。

  张清(扬州大学教授)从机器人时代的法律规制到人工智能的法律化规制,既存在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行为规制等延续性问题,又面临法律责任划分、法律责任承担等新问题。法律的人工智能化也可表述为法律科技的人工智能化,其规制领域理应集中在其提供的服务中。

  李栗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充分发挥大数据联合的优势,是网络安全法治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平衡价值,促进安全与自由博弈均衡、和谐共进是网络安全信息共享立法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坚持强制共享与自愿共享相结合,严格控制共享信息范围。

  田幸(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司法改革与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江苏省人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走向司法现代化,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把握和尊重司法基本规律,把握司法改革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提升司法实力和司法效率。

  蔡宝刚(扬州大学教授)公民权利的成长是法治反腐长效机制建设的重要面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公民参与反腐提供了保障和支撑。

  姜涛(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面对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腐败风险,政府要营造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廉洁的政府行为、公正的社会环境。要防止重点领域的腐败,建设“一带一路”风险国别数据库。要重视国际条约、加强政府外交、采取措施避免腐败问题政治化,通过政府努力推动反海外腐败法的制定。

  贾少学(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研究咨询部副主任)“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特色新型法治智库研究应关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协调发展,重视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基本理论建构,运用多领域交叉研究工具,对日益凸显的安全问题展开研究,在处理中国与全球的关系中善用中国法治发展的视角。

  王奇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发了深层次问题,如司法改革的焦点和行政审批不相匹配。法治智库应重点关注政策与法律发展的不平衡、制度供给和规则供给的不平衡,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不平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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